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

范瑞娟(1957年2月)

　　1月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虑。”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你要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演夜场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可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的意见，靠近烛台的墙上，悬着一个福禄袋，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去年9月，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再也移不掉。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但是，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现在，艺术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在蜜月里

　　结婚之后，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在这些日子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早上，伯鸿知道我睡得晚，又是易被惊醒的人，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晚上，我回到家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回家以后，我要他提些意见，他却笑笑默不作答。怎么办呢？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原来嘛，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于是他急了，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他是爱好戏剧的，同时还爱好音乐。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也是这样，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我们谈了很多问题，有融洽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我们懂得太少了。”因此，我们有个打算，要大量地买些书，提高我们的业务、知识和艺术修养。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这也影响了我，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始我很担心，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我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新社会是幸福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

　　(1957年2月)

“大道”与“天下”，遇见习近平讲述的世界******

　　(近观中国)“大道”与“天下”，遇见习近平讲述的世界

　　中新社北京9月21日电 题：“大道”与“天下”，遇见习近平讲述的世界

　　作者 钟三屏

　　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让二者在西班牙专家安永脑海中交汇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一句话：“大道不孤，天下一家”。

　　当时，在谈及世纪疫情对全球的冲击时，习近平藉此表示，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作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西班牙语专家，安永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将中国领导人的讲话翻译成西班牙语，帮助西语国家的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

　　面对习近平这句富有东方哲思的话，安永认为，翻译的关键在于对“大道”的理解。“‘大道’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和历史内涵的一个词。我们需要让西语的读者明显看出这是一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表达，同时又能了解其中的含义。”

　　习近平使用的“大道”一词，可以追溯到道家思想甚至更早，其中的“道”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符号意义的字眼。外界观察到，从国学经典中寻找智慧、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是习近平经邦论道、治国理政的一大特点。事实上，习近平讲到的这句话就引据自《论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

　　因此，在翻译时，安永也希望让译文能具有西方古典文化的色彩。反复揣摩后，他选择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词“excelencia(表示一切美好的品质)”来解释“大道”，并将这句话翻译为：“La recta excelencia del orbe nos emparenta.”即“遵循宇宙间一切美好的品质使我们亲近。”

　　这样的翻译方法，也让安永觉得符合习近平主席所表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达了相同的内容，习近平主席用这句话就是为了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他从文本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一家”“不孤”有“共同体”的意味，而“大道”与“命运”则相互关联，“人类”则与“天下”处在相同范畴。在他眼中，“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又一典型符号。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大同”社会理想，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这样的“天下观”也显见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

　　2021年，中国共产党在回望百年发展历程时，就将“坚持胸怀天下”总结为十条历史经验之一。

　　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胸怀天下”的集中体现。“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正是习近平讲述的“天下一家”的世界愿景。

　　安永说，回想起来，在他第一次看到“大道不孤，天下一家”这句话之前，似乎不曾看到哪个政党以这样的视角和高度，提出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般关乎世界发展的理念。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理念和非常积极的倡议，它能够连接人心，能够让人们之间互相理解。”安永说。

　　回到现实，安永的工作在旁人看来，似乎也有些“天下一家”的意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集结了安永等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翻译者，他们与中国专家一起工作，将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重要文献介绍给世界。安永说，“翻译是构建文明的一种方式”，这份工作的意义就是“让世界互相理解”。

　　“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的这句话，让安永更加理解自己的这份工作。他时常为自己翻译好了某一句话而开心一整天——灵光乍现的那一刹那，他抓住了不同文明交融碰撞的火花。(完)(图片素材来源：新华社、中新社、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