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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隋文静 韩聪:我愿俯身,为你架起一座桥******

  中新社北京1月28日电 题:隋文静 韩聪:我愿俯身,为你架起一座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北京冬奥会之后的这一年,隋文静和韩聪暂时告别了赛场,没有参加新赛季的任何大赛。这是一段难得的轻松时光,过去十几年,决战奥运是作为运动员日复一日艰辛拼搏的动力,尤其在悉数斩获了四大洲锦标赛、大奖赛、世锦赛的冠军后,奥运金牌更是成了最大的心结。2010年,申雪和赵宏博在温哥华冬奥会登上最高领奖台后,宣布退役。从这一刻起,隋文静和韩聪就成为中国在双人滑项目上新的希望。

  必然走到2022年的路

  这块金牌,隋文静和韩聪等了15年。

  自2007年牵手搭档开始,迅速地以惊艳之姿闪耀国际赛场:2009年,首次参加青年组大奖赛便凭借四战全胜的成绩拿下总决赛冠军;2010年,两人在世青赛也顺利摘得桂冠,并于其后两年连续卫冕,完成三连冠壮举;升入成年组后,又在首次亮相的2012年四大洲锦标赛上夺魁,同时以201.83分的成绩成为中国双人滑史上第三对跨过200分大关的组合。

  然而隐患也在悄然间暗暗埋下。尽管隋文静和韩聪拥有过人天赋,却也存在着一个难以回避的天然缺陷。韩聪的个头并不高,无法与隋文静形成充分的身高差。为了完成高质量的托举高抛和空中转体技术动作,除了韩聪需要加倍训练力量,隋文静也必须做到比其他女运动员更高的抛跳高度——这意味着她的脚踝、膝盖以及脊柱要承受更大压力。因此2013年时,隋文静患上了骨骺炎。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就这样擦肩而过,那是这对组合职业生涯第一次陷入灰暗之中。

  但失落没有停驻太久,两人就又投入了训练,朝向平昌重新出发。启程往平昌的半个多月前,隋文静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世界就是这样,当你勇敢去追梦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只是命运的脚步并未沿着期待的轨迹行进。短节目排名第一,在自由滑决赛中意外地出现了两个跳跃失误,最终以0.43分的微弱劣势屈居亚军。颁奖仪式上,隋文静的眼眶里始终含着打转的泪水。

平昌冬奥会领奖台上隋文静在韩聪怀中哭泣。崔楠 摄

  平昌归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隋文静经常会在睡梦中哭起来。韩聪没有这样哭过,面对失利的痛苦,他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默默忍受。回忆起那些日子,韩聪至今仍旧难以平静:“输的话,差几分都行。就差0.43分,挺不甘心的,明明距离胜利这么近,一步之遥,然后这一步就要差出四年来。”

  四年,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更何况下一个四年,韩聪将年满三十,不再是属于运动员的巅峰年华。

  但别无选择。在韩聪看来,“北京冬奥会毕竟是家门口的比赛,这个路必然得走到2022年。”

  于是短暂的调整与恢复之后,隋文静和韩聪又回到了赛场。不断突破着极限的边界,不仅在四大洲锦标赛和世锦赛上捍卫着自己的荣誉,还第一次拿下了大奖赛总决赛的金牌。

  2022年2月19日,冬奥会双人滑冠军之战打响,这是花滑项目在这届奥运赛场的最后一场对决,也是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一个夺金点。这一次,隋文静和韩聪没有再让金牌旁落,以一套近乎完美的动作,获得239.88的总分,刷新了双人滑总成绩的世界纪录。与此同时,这块终于填补了职业生涯最后空白的金牌,也让两人成为双人滑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满贯组合。

隋文静(左)、韩聪在比赛后手举五星红旗滑行。崔楠 摄

  成为彼此的桥

  这场夺冠之战,隋文静又哭了。那天,两人的冰上舞蹈在一个彼此交缠的拥抱中结束,音乐声止息的一瞬,她顺势枕在了韩聪肩上,双目紧缩,猛烈抽泣。

  这支让隋文静沉浸其中的舞蹈,讲述了她与韩聪携手成长的故事。舞蹈的配乐最初是韩聪选的,当时在编舞师劳瑞·妮可的家里听到一首名为《忧愁河上的金桥》的曲子,顿时便喜欢上了。

  这的确是一首不一样的曲子。2017年,两人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伴着它起舞,便收获了世界冠军。那之前的一年,隋文静刚刚经历了脚踝外侧副韧带重建和肌腱复位手术,右脚的软骨被全部摘除,双脚打了钢钉,在床上躺了近三个月。

  当时她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盘旋:以后还能不能滑冰?类似的问号也打在了韩聪心里:“如果两个人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也不想滑了。让我重新选择(搭档)重新开始的话,太难了。”

  一个人的日子里,韩聪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训练,然后陪着隋文静等待康复,又陪着她从站立、走路开始一点点恢复肌肉力量直至完全回归冰场。“我像桥一样,支撑她从困境当中走出来。”韩聪说。

  这支舞蹈的故事没有句点,它在四年后续写出了一段几近相同又互为呼应的续章。2020年,韩聪的髋关节在承受经年伤患之后不堪重负,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独自训练的人换成了隋文静。不过有了之前的分别与重聚,这一次她的信心要大得多,她知道韩聪一定可以回到自己身边。

  2021年的大奖赛温哥华站,隋文静和韩聪第二次在这段旋律中翩然起舞。不同于世锦赛版本,劳瑞特意在这回的音乐中加入了女声版本,同时对动作进行重新编排。由此,这支舞蹈原本单线的叙述变成了复调故事,喻示着两人互为对方的桥,起起落落,相携相持。

  北京冬奥会是两人第三次表演《忧愁河上的金桥》,在一年前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将属于两个人的故事扩写成了一则献给全世界的寓言。韩聪告诉记者,这一次想通过奥运的窗口传递一份信念:“在最困难的时候,每个人的心中都需要架起一座桥梁。”隋文静也说:“我们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温暖,可以成为世界的桥梁。”

隋文静(左)、韩聪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自由滑比赛中。毛建军 摄

  值得期待的未知

  即使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伤痛和荣耀,如今的两个人仍旧存在着一些分歧。就像韩聪当下正陷于迷茫,觉得自己找不到一个可以再去挑战的动力和意义,隋文静却心气昂扬地认为:“人生不只有滑冰这一件事,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去做。人生的长度我们不知道多长,但边界是可以无限拓展的。”

  于是,隋文静忍不住对记者“吐槽”了一番:“我心疼我自己,太累了。两个人是一个整体,他的状态我一定能感觉到,如何让齿轮能够转动,其实我费了非常大的心。”不过紧接着,她便又说:“虽然很累,但最后还是很开心。”在心底里,她其实和韩聪一样,都觉得彼此能一起走到今天是幸运的。

  然而再优秀的运动员终有退役的一天,如今的隋文静和韩聪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有可能随时来临的结局。关于未来,目前还没有明确计划,与日俱增的年龄和纠缠多年的伤病让其无法确定征战下一届奥运会的可能性。不过有一点已经想好了,只要国家需要,就会坚持,如若不然,亦将坦然接受生活的一切安排。

  “没有人能陪你走一辈子,人生就是这样。能陪彼此走完非常重要的一段,就非常幸运也很幸福了。”隋文静说:“未来的路上,谁能陪伴我继续往前走是一个未知,但这种未知也是值得期待的,不是吗?”同样,韩聪也说:“今后的日子,我还是脱离不开花滑,如果小隋继续想当编导的话,我们在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交集。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然后再发展一些新的故事,这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对不对?”

  在各自的回答中,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用一个问号作结。这是向自己发出的反问,或许也是为彼此许下的一份承诺与愿景。(完)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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